我们正站在牛津44个学院中最大的几个之中的一个(约700人)，Keble College的大教堂面前（建于1870）。这个学院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Keble（1792-1866）是牛津运动三杰之一。他过世之后，就有不少他生前的追随者和基督徒们奉献金钱，建立这个学院。而且，这所学校的建筑是牛津第一所全砖结构的。
Keble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牧师，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1831年被选为牛津大学诗歌的教授，被选中时居然没有一票反对。
当年牛津运动就是从Keble的一篇讲道“举国叛教”National Apostasy （1833）开始的。之后，牛津运动也被称为小册子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因为，从1833年到1841年之间，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们（Newman, Pusey, Keble）发表了一连串的小册子Tracts of Times。他们认为英国圣公会是除了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外的第三个传承了使徒存留的大公教会的体制。所以，在圣公会中保存中世纪以来的教会礼仪和重新强调被改革宗已经淡化的圣礼是十分必要的。
他们特别重视via media信仰神学的中间路线。不要走极端天主教或者改革宗的极端路线，而是要走一条包容性极强的圣公会中庸路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圣公会神学路径的包容性极强。但是，这个运动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些人容易受到影响重新回到天主教信仰中去。Newman就是最好的例证。
保罗看到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2：20）“而且是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2：22）今天中国教会极大多数都是没有宗派背景的，虽然好像缺乏传承，却只要认定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建造便是了！
